最近著名华为公司某高管被加拿大警方拘捕，正在申请保释之中。本文从香港普通法的角度，谈谈普通法下法官重点考虑的保释的条件。
一．保释的必要性
当一被告因刑事检控而出庭时,由于各种原因,他的案件可能不会被立即处理。除非被告认罪,对被告的处罚也是明显、固定且无关紧要,此时法庭可能会立刻判刑。但是，在通常情况下，法庭往往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定罪判刑,此时可能需要休庭才能处理。
另外，在某些情况下,法院也有义务调查被告个人的具体情况，做出最适合被告的拘留类型。通常情况下,被告在第一次出庭或以后的出庭过程中可能不会认罪,案件有时可能不准备继续审理。即使在审判开始之后,也可能因其他原因不得不休庭。最后,在判处监禁后,被告也可以提出上诉,在上诉结束之前,被告须得到适当的照顾。这其中上述任何一个原因，均可能让法庭考虑被告是否应该保释候审。
二．可申请保释的阶段
香港的保释在嫌疑人被捕后即可申请保释，被警方起诉至出庭后仍然可以继续申请保释。在被捕后不久以及被警方起诉，是否准予保释的决定由警方作出;起诉到法庭后，是否保释的决定是由法庭作出。如果裁判法庭不同意保释申请，还可以就拒绝保释的决定上诉至高等法院。
三．影响获得保释的因素
能否获得保释主要取决于两类因素，一是所检控的罪行；二是被告自身的情况。
（一）检控的罪行主要考虑的因素是：
(1)控罪的性质；控告的罪行越严重,被告潜逃的可能性就越大，获得保释的机会就越小；
(2)控罪的数量和最后可能判刑的刑期;如果犯下罪行越多，刑期时间越长，被告获得保释的机会越小；
(3)是否是组织犯罪以及犯罪参与者人数;参与者越多的组织犯罪，被告获得保释的机会越小；
(4)是否属于加重罪行,比如过度暴力、滥用公权、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等;暴力程度越高，比如杀人、持刀抢劫，被告获得保释的机会就越小；
(5)是否是团伙集团犯罪，是否有能力隐瞒身份,在没有适当旅行证件的情况下可逃往国外以及是否伪造证件；如果被告伪造证件，隐瞒身份的能力很强，被告获得保释的机会就越小；
(6)控罪是短期自发的还是精心策划长期的；如果被告对其犯罪蓄谋已久，其获得保释的机会就越小；
(7)是否警方经过长期深入调查后才抓捕被告；即如果警方经过九牛二虎之力才抓捕被告，被告获得保释的机会就越小；
(8)根据现有的证据被告定罪的可能性有多大；如果仅凭警方现有的表面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有罪，被告获得保释的机会就小；
(9)可能面临的最高处罚，囚犯的不良犯罪记录也是重要考虑因素。如果被告是累犯，被告获得保释的机会就越小；
(10)如果有理由担心被告会采取措施,制造虚假辩护或使仍然在逃的人安全逃跑,这可能就是考虑干扰司法公正一个相关因素；以及是否还将有可能销毁或隐瞒相关证据。如果被告可能会妨碍司法公正，被告获得保释的机会就越小；
（二）被告的个人情况
被告的个人情况不是固定的,以下只是举出几个例子：
(1)被告的居住地址，是相对稳定的或是其他;是否接近受害者或证人。显然如果被告在法院地有经常居住地，获得保释的机会就越大；
(2)被告的经济状况，是否能够轻易外出以及隐瞒其身份;如果被告经常飞机旅行，经济状况良好，被告获得保释的机会就变小；
(3)就业情况，被告是否有就业以及是否有稳定的职业；
(4)家庭关系和责任，被告家庭成员情况及其在家中的地位均是考虑因素；
(5)民族背景(包括海外关系)-是否非法移民也是考虑因素；
(6)社会背景-包括与受害者的关系，是否是旅行证件犯罪；
(7)被告的犯罪记录；如果被告过去没有不良犯罪记录，获得保释的机会增加；
(8)被告的身体健康状况；是否吸毒或者其他不良习惯；
(9)被告年龄以及与保证人的关系；
(10)被告是否故意不披露有关材料,以获得保释；
(11)是否有逃避侦查或逮捕的有关行为；
(12)是否有任何拒捕或逃避合法拘留的企图或行为；以及
(13)被告的财富和影响力,以及他利用这些财富和影响力影响证人的风险。
显然，法庭是在综合考虑上述所有情况之下，才会做出是否同意被告保释的申请。
目前华为高管案件，由于不了解案件实情，在此不对案件做任何具体的分析与评论。但本案至少让我们目睹了美国司法管辖权范围之大，真不知其随后还可能会在何时何地故伎重演，再次抓人。这必定会让不少跨国公司的高管胆战心惊，心有余悸。如果被告幸运，落入有国家赔偿制度的州，比如纽约州，在被这种刑事司法制度折腾几年甚至坐牢几十年后被判无罪，最后还可能会得到一些国家赔偿（州），但条件严格，赔偿金额不多，不少州也有最高限额，比如路易斯安那州最高限额为美金15万元。
如果被告不幸，要是落入目前还没有没有国家赔偿制度的州，比如宾夕法尼亚州，在被这种司法制度瞎折腾几年甚至坐牢几十年后，即使最后上诉被判无罪，也不会有任何国家赔偿，连律师费用也可能要自己掏腰包，这真是人间惨剧，而目前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就是后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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